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的早餐会上，围绕《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百度创始人兼CEO李彦宏主持了一场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对话。在关于无人驾驶汽车的话题上，盖茨和马斯克均认为未来无人驾驶若要成为主流，最大的难题可能是监管难题。
李彦宏（左）、盖茨（中）和马斯克（右）
对于汽车工业向无人驾驶方向的转型，马斯克说，如果技术成型的话，无人驾驶车大规模生产可能在五年之后出现，但是获取社会主流的接受还需要时间，比如来自政府的法规和政策支持，另外还需要有监管来保证无人驾驶车的安全性。
比尔·盖茨说，微软也会针对无人驾驶汽车、飞行器这类人工智能项目进行探索，会先选取一些比较先进的城市进行试点，通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运行找到其中的不足，加以改进。但各个国家对于低空领域的开放以及无人飞行器的监管肯定都会有自己的规则，不可能随意开放，希望中国可以推出一些试点城市。
李彦宏问马斯克，万一以后没有人来开车，Uber会不会成为特斯拉的对手？马斯克认为不会。他说，特斯拉其实就是一个制造商，谁买都没有关系，谁开都没有关系，以后业务也会涉及无人驾驶汽车。但说到工业基础的转型，不会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一个慢慢发生的过程。不然的话，很多人将会失业，而且也不可能很多人突然要开这种新的车。“当然很多事情将会逐渐变成减少对人的依赖，对于我们的环境也会更好。”
“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小心，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操之过急。”面对李彦宏抛出的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看法，盖茨如是回答。
有意思的是，马斯克曾经提出如“人工智能如同召唤恶魔”的观点，但在昨天的对话中，马斯克态度却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变，他表示：“我并不反对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的方向是对的。人工智能并不是说会超过人类的智能和人类的想象。只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人工智能，推动人工智能的安全性。”
以下为现场对话实录：
李彦宏：大家上午好！我是百度创始人兼CEO李彦宏。欢迎参加这次对话。中间这位是比尔·盖茨先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及梅林达?盖茨联合主席，左边这位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先生，他是特斯拉的CEO和CTO，同时也是SpaceX的CEO和CTO。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
大概两周之前，当我答应要担任这次对话的主持人时，我在百度贴吧上发出一条信息，来征集广大吧友对两位的提问，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收集，发现有五百多个问题提交上来。我想在这里面选两个问题，代表这些贴吧吧友们向你们每人问一个问题。
一位很有志气的网友这样问：“请问比尔·盖茨，我是一个年轻人，我希望能够超越你成为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人，那么我需要拥有哪些具体的特点，您会给我什么样的具体建议？
比尔·盖茨：首先，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指标可以去定义一个人是否卓越，我希望这个的年轻人的想法能够超越现在这一代人。我年轻时，计算机正从一种非常核心、昂贵的平台，慢慢转变为现代轻便型的模式。我们需要相应的软件来满足硬件的要求。我们看到，计算机硬件在不断发展，并提供不断简洁化的工作。还有就是芯片的发展，当时我认为，总有一天计算将不再需要这么大的存储空间，也就是说，当时的我超越了这一代人的想法，我可以想象有一种软件和其他软件不同。
在我当时的年代，行业对于一个可以卖出一万份的热销软件，会给与一定奖励。但我预计我的产品可以卖出600万份，于是我问他们，对于销量600万份的软件你们有什么奖励？他们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软件？”所以这是一款完全不同的软件。所以对于这位年轻人，我想说，现在人们知道如何开发机器人，如何开发系统，所以现在科技发展的效率非常之高。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比如说网站定义的代码，以及商业应用代码，如果你40年前问我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会告诉你我预见将来做商业应用会更简单、编写可靠代码也更简单，所以机遇很好。不仅在软件领域可以依靠科技实现低能耗、低碳排放，为社会做一份贡献，而且当前各种创新也拥有史无前例的良好基础。在我看来，我可能会坐下说，好吧，我想变的更好！但我不像你这么有信心。我喜欢开发软件这行，所以我创立了公司，但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把公司运营得如此成功，好吧，我曾想过或许有天公司规模会翻一番，于是我做好了朝这个目标努力的准备，但真的从未设立过于宏大的目标，比如发展成一家规模巨大的公司。因为我明白，只有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才有可能助我实现目标。
所以就这样，我需要建立一个管理5000人的系统。但起初，我们公司只有10个人编代码。如果那时候你说你有一个10万人编程的公司，我一定会哈哈大笑，10万人会出现多少程序错误，我不需要10万人。所以，年轻人，祝你好运。
李彦宏：所以您的意思是想要成功不需要如此雄心勃勃？
比尔·盖茨：对。我认为埃隆也和我一样，不会去假设事情的结果，大多数成功最终都是很了不起的。但一旦你调整好心态，明白风险的存在，脚踏实地，最终还是会达成目标。
李彦宏：除此之外，成功创业者还应当拥有哪些特质呢？
比尔·盖茨：很多成功人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十分狂热。我曾经参与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当时有七位嘉宾，讨论主题是计算机的图文界面。Windows1.0年代的界面非常慢，估计会被人取笑。对于这种界面的发展，有些嘉宾嗤之以鼻，有些嘉宾则说也许是个不错的想法。“比尔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努力，哪怕这个解决方案是错误的，他总有一天也会成功”，这可能是当时对我最好的赞美了。那阵子我近乎为工作着了魔，没有休假，没有周末。这么做当时很有效，公司进入迅速发展期，我就把曾经的错误都非常快速地改掉了，将目标调整到正确的方向上，并且能够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发展得更快。很多公司起初的定位是做单一产品，只针对美国本土市场，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做多元化的产品，并且能够在全球去进行推广，惠及全球的人民。
所以这就是一家大企业诞生之初的模样。我们知道自己对软件行业的了解有多深，我招聘了一群专业人士开发产品，但绝不是某一款适用于特定小众的产品。这点认识对我们帮助很大。这就是从最开始的几个字节的概念发展到了现在的公司。现在其他公司也有在做这样的复杂的系统，那么对于软件开发本身的高质量需要付出非常专注的努力。
李彦宏：另一个贴吧上的问题提给埃隆·马斯克先生，您是怎样做到这么多伟大的事情的呢？是一步一步做的，还是说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您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
埃隆·马斯克：就像比尔·盖茨先生所讲到的，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一些特别庞大的目标，我不怕失败，甚至可会预期到失败，但如果这个事情有10%的成功率，我就会去做。很多互联网企业和车企起初阶段都经营不善。所以在创建公司之初，你要问自己，我曾经问过，最高的风险回报率是多高？而回报率最低的其实就是互联网公司和车企了，简直是失败的坟墓，换句话说成功是建立在失败的坟墓基础上的。我不想自卖自夸，但确实在2008年底之前，我们很快就创立起了Space X和Solar City。所以我想说明的是，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并且似乎没有人提供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想依靠特斯拉和Solar City来加速发展可持续能源的发展、可持续产品，以及消费品的可持续能耗。在最开始去推动特斯拉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电动汽车是个愚蠢的想法。一般汽车公司都是傻子，做电动汽车的公司更是傻子中的傻子。但我们无数次无视了这些评价，继续不停地尝试。这也算是对于社会偏见的一种挑战。
李彦宏：问题在于这么多的事情，如何才能够同时同步地进行管理？
埃隆·马斯克：其实我不建议这么做，会影响生活质量。我会管理特斯拉的一些事，但solar city我并不是每件事亲力亲为，而是提供战略性指导，幸运的是，我大概只需要每月去那一天，Space X这边基本是每天都去，包括假期。
李彦宏：我知道你是CEO，同时也负责科技产品，你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呢？
埃隆·马斯克：我们的团队都很有才能，我所强调的是，有时候我受到了过多的关注，也许是因为我比较容易受公众关注，但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依靠的是在各方面都才华横溢的团队。我不建议同时运营两家公司，以我切身的经历来说是不太妙的。我这么做是因为觉得应该对他们负责，并不是因为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李彦宏：我在看贴吧上500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大家给比尔·盖茨的问题大多数的都和微软有关。但实际上，您花在基金会上的时间比在微软的时间更长。你是否会认为自己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更大？通过你的基金会做的贡献，比你在微软工作时对人类的贡献更大？比如说一百年以后，你是希望人们把你铭记为微软的创始人，还是希望人们把你铭记为一个慈善家？
比尔·盖茨：我希望100年后我还活着，这才是最好的。大家不需要记得我，就像我现在所做的基金会一样。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私营部门，一定要记住二十、三十年之后的发展，大多数的增长都是来自于私营公司。数字的革命是仍处于早期，像百度、谷歌、苹果、微软这样的公司，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发明创造的工具在各个领域得到应用，比如说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假以时日，它们很就可以和人们的学习、目标和抱负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起点。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建立一个公司，而且去做出巨大的贡献。
而我看到的自己能做最独特的事情，就是在五十多岁时建立一个基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基金会上，让其他人继续经营微软。我二、三十岁在微软的时候，觉得要确保以后的CEO不能超过45岁。每个人在45岁以后还能继续做这些事情，但50多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应该再做这个工作。
基金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和我的太太梅林达一起来做的，而且变得越来越让我投入其中，每天我都在关心没有人关注疟疾的肆虐，这块几乎是真空。我们会组织科学机构和政府来解决这些难题，我们也看到一些贫困国家受到营养不良和传染病的摧残。我发现这其中也有一些机会。在软件领域组织人力、鼓舞团队的能力，可以借鉴到略微不同的领域，运营管理团队、挑选合适人才、对耗时十几年的工作保持耐心，进行突破、攻坚，都可以用于慈善领域。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在我现在这个阶段，这是我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一大乐趣，就是通过我的基金会。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做这件事而有多大的满足感。我认为，中国记住得更多的确实应该是微软，因为基金会在中国没有投入太多的工作，我们大多都是在贫困地区开展工作。我们也希望建立更多的关系，因为中国有很多的新发明可以帮助非洲，比如医疗、农业、手机等。都很伟大。
李彦宏：所以你要多来中国。
比尔·盖茨：是的，我是要多来中国。
李彦宏：昨晚我们围绕人工智能话题进行了简短的辩论，今天我也想在这里和两位谈一下这个问题。您最近提到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像召唤恶魔，这也引发了很多争论。有一个著名科学家最近说，担心人工智能的黑暗面，就好像担心火星上人口过多一样，对此你怎么看？他认为这种想法干扰了人工智能的科学发展。
埃隆·马斯克：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一个比喻，我永远不会去火星。数字超级智能的风险不仅限于人类层面，而是超人类层面的，很快就会给人来带来大量意想不到、超出人类的想象的惊喜。我觉得更合适的比喻，比如说要对一种危险武器的潜能做调查，会发现释放能量是很容易，但持续获得安全能源十分困难。所以我认为对于人工智能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安全性，我们应该更着重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而非人工智能本身，它带来的影响也许是好的、也许是不好的，甚至还有可能带来不亚于核泄漏事件的毁灭性灾难，所以安全是需要被重视的，我并不说是反对人工智能的进步，这点需要说明，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小心，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发展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操之过急，进入到我们未知的领域。
李彦宏：比尔，我知道你和埃隆持类似看法，但是否有些微差别呢？
比尔·盖茨：没有。我知道他花了不少钱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是非常好的。如果观众感兴趣的话，我推荐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写的一本书，名叫《超智能》。埃隆刚才所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主要目的是通过数学模式的演变赋予人类更强的计算能力。每个人都像一台很慢的计算机，存储量极为有限，向其他计算机传输数据都会拒绝使用这类计算机。开始构造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机器人如何走。但要明白，一旦这种算术能力开始结合经验转变为现实，就是我们在软件方面没有实现过的壮举。一旦实现，这不光是人类的层面，更是超人类的层面的成就，这个数学模式一旦则被植入硅片，把知识植入进去，包括数学模式模型，包括因特网，可以把书和知识融入进去，通过这样的基础把人工智能建造起来。当人们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怎么会觉得这个挑战不够大呢？
李彦宏：对于社会来说有巨大的影响，在未来，很多像百度和微软这样的公司都会就人工智能做出非常大的投资。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创新者》（The Innovators），里面讲了很多详细的创新过程。创新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需要很多有才的人集思广益才能得出。同时，我也发现，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军队，在科技进步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比如说阿波罗项目，当时也是对于微芯片需求的大幅增长，也推动了硅谷像英特尔等其他公司的迅猛发展。另外，因特网也是源于美国的一个网络项目，所以美国政府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月初CPPC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也做了一次公共演讲，希望国内孵化推动此类项目，基本就是中国政府主导的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些企业、创业者、大学都可以基于这个平台做研究。你们两位就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比尔·盖茨：中国现在开始更多地投入进入基础科学，这点相当好，无论是医学或是计算机科学。这么做可以促进大学的发展，孕育创新，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了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出很多的贡献。但是一定要小心政府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比如日本当时选择了一些具体的方法和目标，比如说包括代际项目，任重道远。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曾一度认为日本超越了我们，日本人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日本政府规划项目的能力强于美国政府，制造高清电视的技术也超过了我们。这段时期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开始谦虚谨慎，集合分散在各个大学的资源，并制定集中规划，八十年代很多工作实际上为日后很多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包括计算机和因特网，并由分散式的系统完成，并由各大大学资助，政府包括海军的资金当然也是其中一部分，他们的出资模式和除曼哈顿计划以外的项目很像，因为这项计划很特别也很成功，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支持了无数方法的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现在遇到了机器人开发的难题。所以我并不推荐大家去学习日本的方式，几十年后整体看下来，美国的方式反而是最好的。
李彦宏：埃隆呢?
埃隆·马斯克：我同意比尔所说的观点，建立一个环境很重要，才能以此推动创新的发展。就像达尔文演化论这种方式，高级别政府层级决定哪个技术应该发展，实际上并不一定能成功，因为可能政府选择的技术不一定是真正好的技术，应当由事物自然发展。但是高层级对于创新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如果失败的话它的惩罚是很低的，你不希望它失败了就要被惩罚，很多创始人虽然最终创业成功，但之前也经历了很多失败，他们能够很快重振旗鼓并加入到其它的公司中去，这是一种很好的循环，也促进了自身的优化改进。所以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你想支持创新和新技术发展的话，没有确切路线，没有数学模型可以预测，发展本身就是未知的，因而必然会经历很多错误。所以犯错是正常的。
比尔·盖茨：你在创立Paypal之前有创立过别的公司吗？还是就是第一家？
埃隆·马斯克：Paypal之前还有一些。
比尔·盖茨（问李彦宏）：你在创立百度之前有吗？
李彦宏：我当时确实是有一些想法，但并没有创立公司，或者去尝试创业。说到这个，比尔，你在我和埃隆创立公司之前就已经名声在外了，也许你更知道上一代创业者的事迹，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有没有你敬重的前辈或者你从当中学到了什么？有没有这样的前辈？
比尔·盖茨：在我创立微软的时候，IBM当时是行业的老大。之后我们和他们联合制造了IBM个人电脑，1981年微软为IBM提供了相关的芯片，我们从当时的英特尔那里学到了很多，那里有很多人都很好，比如哈利?弗兰克（Frank Harry）。之后在和因特尔合作过程中，也向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学到很多，尽管他有时对我不太友好，但仍然让我学到不少。
李彦宏：你们是合作伙伴对吗？
比尔·盖茨：对，但这种合作关系比看起来更加困难，极具挑战。但不管怎么说，安迪是个很不错的人，善于管理，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做了很多芯片方面的技术研究，他现在也已经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还有乔布斯先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在工程级别的产品上做得非常好，他本身并不是学工程学，但却非常擅长选人去做他想要的产品，不管是软件还是芯片，他在选择的过程中都会使产品越来越美，包括组建团队、组建产品。
所以我从很多人物身上学到很多，也许根本不是疯狂的计算机业内人士，但是他对于商业的理念和洞察对我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人。还有一些日本的消费者，1980年代日本发展模式我不苟同，但他们对质量的强调我十分认同。微软40%的销售是在日本实现的，这种销售比例持续了五年，日本的消费者也改变了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革命性的推动。
李彦宏：在技术领域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启迪者？比如说像巴菲特先生在投资方面。有没有来自外界领域的影响？
比尔·盖茨：当时已经是在做慈善了，在这个过程中见到了如此之多的企业家，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在我开始做微软的时候，人家说你是企业家、创业者，我说什么是创业者？我是一个做软件的。什么叫创业者啊？我并不是一觉醒来，突然决定要做些什么，比如开个理发店、或者卖个饼干。在我1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软件了，13岁也在写软件，这期间只有一件事让我着迷，从11岁到17岁，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写软件。所以创业于我而言，并不是说突然发现我可以靠这一件事来开公司。我的起点就是写软件，之后才去学习招聘人员，还要解雇人员，这倒是很有意思，我还要学会预算，学会销售，去展览馆设展台做宣传。其实我最开始写软件就是写给自己的，想让自己用软件更加有力量。我最开始只是个写软件的人，后来因为开了公司我需要去学会写合同等等很多事情。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源于我对于软件的梦想，并不是我想创立一家公司，更不是随意选中一个行业。
李彦宏：从您13岁到现在过去好多年了，当您回顾这些年，对比其他的成功的企业家，对比现在的年轻一代，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每一代企业家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不同时代的企业家、创业者身上都会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进化，就是下一代的创业者是不是更好、更聪明、更强大？你看到这种更好的趋势了吗？
比尔·盖茨：我对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先生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和他非常熟。这代人能够向我们年长的这辈人提问，这点我觉得非常好，我就是一名长者。他们的问题包括我们曾犯了什么错误，如何把事做好，我们的这一辈人从某种意义来说就像一张白纸，因为我参加的每一个会议见到的人都是同龄人，见不到比我们年长的人。一些共事的分析师，风险投资者都在不断成长。这些人以前二十几岁，现在三十几岁。现在和以前比起来，人员的年龄更多样化。马克大概三十二左右，他远非最年轻，不过他在成功公司创建者里，可能是最年轻的。我觉得现在的年龄群组比较成熟一些，乔布斯在某种程度上很疯狂，我也是如此。可能要更成熟的确很难吧。
李彦宏：成熟是一个趋势，你觉得吗？
比尔·盖茨：我不知道。去下个定义非常难，因为各种个性之间有很大差异。我想见其中一些人，但还没有机会。就像腾讯公司的创始人，我还不认识。马云我已经很熟了。大家都是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个人对于人的性格上的东西，并不如对于工程上和软件上的东西那么熟悉和擅长。我更加喜欢听工程的会议，比如讲这个软件现在不做的话就迟了，这个地方如果不再改进就迟了。这似乎是我更擅长的地方。我想看一下他们如何应对各种挑战。因为所有的这些业务，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他们都会在某个时候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所做的假设。
谈到微软比其他公司更成功时，人们往往会评价微软的最终成功。也有些人会对微软颇多微词。我知道这是真的。有些和微软一起出道的公司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以前听说的一些数字设备，也已经不在使用了。这些都是好的公司，我见证他们的失败可能也有好处。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有很好的人员，但并没有因此免受市场浪潮冲击，他们没有注意到市场在变化，也没有人提醒他们市场变化的浪潮。
李彦宏：我想说，这些企业家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也读到关于你的东西，你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叛逆，当时上大学经常去蹭课（听自己没注册的课程）。你经常连续工作36小时，然后再上10个小时的课，醒了之后继续工作。你认为企业家必须具备这种勤勉的精神吗？
比尔·盖茨：我觉得乔布斯和我不同，我不像他这样把持资产，我们很疯狂，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必要的。人们可能争论要是乔布斯还在世，他会不会对人更友好。我觉得是的。他很好，我也不否认。我对周围人很严厉，那是因为我对自己也很严厉，你要形成管理的风格，这是很自然的事。在学校的时候，人们说我是数学天才。我去哈佛的时候，我班里的80多个人都说自己数学很好，然后发现79个都不是真正精通数学。最终我是班上的第二名，第一名的那位同学现在已成为纽约著名律师，但不去上课这个想法，只是定位问题。我和其他80个人不同，但是这是有兴趣的事情。
李彦宏：埃隆，你觉得你和比尔盖茨不同吗？
埃隆·马斯克：一样的。你说的你们都是一样的，那一代人都是一样。我们彼此之前有许多交集。我10岁的时候也开始写软件，我也喜欢打游戏，我也写软件卖软件，再通过卖软件的钱买计算机。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相关的工作，就不用从他人那里买软件，但是并没有希望就此建立伟大公司。并不是说想做企业家，想做个有钱人，而是考虑做有用的事。有用的事会使大家跟你一起做，把事越做越好，如果你真的能创造有用的东西，钱自然会来。这就是一个恰当的经济运转方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良性循环。你喜欢，其他人也喜欢，既然这是一个伟大的东西，自然会奉献自己的时间，生命，精力。即使不成功，你也不会后悔。
李彦宏：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比比尔盖茨年轻。我不想走他的老路。”你和他不同吗？
埃隆·马斯克：虽然有类似的地方，但人和人的生命曲线不同，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不同，在座每位都是如此。我最开始是做软件，突然有一天看到太阳能光板还未被充分利用，电动汽车还没有成熟，我就想试试，因为我认为值得一试。同时我发现我还需要学硬件，才能把事做好，我之前没有见过CNC的机器，也没有见过碳纤维板，我之前不是做这个出身的，但如果读书，请教专家，你可以学得快。人的自我局限和自己学习意愿有关，很简单，读书，请教别人。我觉得读书要比谈话更好，有时间跟人闲聊还不如读书，因为阅读速度远比说话速度要快。
李彦宏：马斯克，因为现在博鳌论坛不是纯技术会议，在博鳌论坛上有众多政府部门官员参与。昨天你们都应听到了习主席的讲话。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一周前去世了，李光耀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习主席在讲话过程中讲到了李先生所做的工作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华人领袖，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再到新加坡李光耀，我觉得这些伟大政治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科技立国，是“工程师治国”。当然这和美国还有点不同，美国是一个由太多律师统治的国家。大家觉得以法律治国和以科技治国分别有哪些优劣？
埃隆·马斯克：因为我是搞工程的，我当然倾向工程师治国，我也同意美国律师太多。我们虽然需要律师，但是拥有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的数量了。国家领导人如果能是技术专家，那我认为再好不过，我倾向于技术专家治国。我希望有更多的国会议员精通或理解科技。
李彦宏：比尔见过许多中国官员，几代领导人几乎都见过，你可能有更多要分享。
比尔·盖茨：我比较幸运，和李光耀共进晚餐过几次，他不仅想法多，而且还会考虑西方系统里的不同部分，会说，这个方案不错，这个方案则不适用，这个部分不同意。这其实是非常大胆的，因为世界中许多富裕的国家都采用西方模式，但他想到做出改变，这一点上，他所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新加坡是花园城市国家，你可以高薪养廉，别人可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到了其他地方规模放大，就不行了，但是他做得非常好。他做的事却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民主和技术间达到平衡。没有其他国家达到这种平衡。因为在民主国家会发生一些极端的事，如果当权人不行，就把他踢出去，但踢出去后，你怎么重新用人呢？还有市场的因素，如何来获得市场的优势，在现在看来都是很复杂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如何有效管理医疗系统？为什么美国饱受这方面的问题的困扰？我们现在还没有就这个系统的不同动态来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国家情况不一样，怎么改变？政府面临的问题很复杂。
在中国，趋势有点不同，政府官员有很多都是学理工科的，愿意借鉴其他国家的方法，并且采用技术试点，如果成功，规模再扩大。中国的政府官员更像学习政策的人，而不像英国议会，互相吵架，在中国是做实验，不是争胜负。在国会里，如果说，我先试下你的想法，以后我们再结合好的方法，这就肯定不是美国在选举时的对话。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些美国的模式是正确的，比如大学，别人可以借鉴。有些则可以学习某个系统的某一些方面，或者略进行改变，这样我们互相借鉴，就会受益，192个国家都略有不同，也会使我们受益，特别是国家以下的地区层面，我们也可以相互借鉴。
李彦宏：我们的政府执行能力很强，特别是高铁和公路等基础设施，我们有大量建设工程，可能是世界最大的运输基础设施网络。当你有很强势的政府，是否会担心创新？如果太严厉，是否影响创新？
比尔·盖茨：中国的创新是以很高速度在发展的，政府也因此会在新科技的发展中获益。在媒体方面，我们承认中国开始改变，是指有些媒体企业确实发展滞后，但对政府来说情有可原。
比如如何将能源更有效利用，政府的政策没有保守，而是采取了许多举措。我有个核能源的公司，叫做TerraPower,中国是合作伙伴，取得核能的重大进展。中国很像60年代时的美国，不断进取，不满现状，渴望进步。美国会说我们对现状满意，有人说想要建楼，但建之前必须经过5层审批，可能也就不建了。对于新事物有特别的偏好，当然会有些负面作用，但好处更多。核技术的突破很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发展的步伐快。想做大项目的愿望强烈。五六十年代，美国也是这样子。七十年代时，日本也是这样，韩国也有对创新的偏好。这些对工程的偏向对世界是好事。
李彦宏：埃隆,你有很强的未来眼界，你能够预测50年之后，博鳌这样的论坛，将会如何进行呢？我们还需要跑过来面对面开会吗？人与人之间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交流？
埃隆·马斯克: 我觉得到时候机场肯定会更近。50年以后的交通会大大发展，民航的发展是渐进的，有许多小的进步，运输方面，包括机场的治理，也会提高。很期待飞机降落系统能得到改善，期待超音速的技术发展，我很期待能够在交通方面提高标准，能让你更快到达目的，也不需要大型公路，过程很安静，不会影响到别人，这是从实体基础设施方面来说。
开会其实是为了感情联系，让人们更靠近彼此。但是如果说到有一种传感器，感觉你好像是虚拟地在那里，比如把手放在这里，就感觉你在那里，和实际毕竟有差距。听起来有点不像是人类所进行的活动。
李彦宏：说到交通，许多人都谈论无人驾驶车，你觉得需要多久无人驾驶车才能在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主流？
埃隆·马斯克：首先我想说，这是很大的工业基础，对于汽车工业来说，这需要很长时间。公路上现在有20亿辆车。全球汽车工业的产能是每年一亿辆。如果明天马上就能造出无人驾驶车，工业基础还是需要很长时间与之呼应。可能生产20亿辆无人驾驶车还要花20年。如果充分自动化后，可能用不了20年，不过还是要花点时间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多久才能生产并且买到第一辆无人驾驶车，如果从技术上说的话，可能5年之后就可以买到。但是要想被主流接受，以及政府的法规支持，还有很长时间的路要走。
李彦宏：我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埃隆·马斯克：但你还是需要有人监管来保证无人驾驶车的安全。首先可以安排司机驾驶无人驾驶车，比较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的区别。再用数据证明是否无人驾驶会更安全。可能二到三年后技术成熟，从监管上来说，还会需要更多时间，不过二到三年是必须的。
比尔·盖茨：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人们会说：我们将会做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做实验。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城市，城市中无人驾驶飞机负责运货，你必须设计飞机上的防震装置，另外可能没有足够的停机的地方因为四周围都是无人驾驶车。我们应该设立许多管辖区，作为试点来享受无人驾驶科技带来的好处。这其中的挑战则是我们需要花几千万个小时来测试软件，以及测试上街情况，率先研究是否会有弊端，这就是政府的作用。即使在中国，也可以考虑制定这些非常开明的条例。我认为没过几年，通过管辖区，这些就可以实现。10年后，就可以知道问题和好处在哪里。
李彦宏：除了政府，是否有其他因素，是否人群需要做好准备推动无人驾驶车，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
比尔·盖茨：从无到有设计城市，你就会得到好处，如果你能理解的话。
李彦宏：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从无到有再到建立，大多数情况是向超大型城市顺利过度。
比尔·盖茨：你可以拥有类似Uber的监管环境， Uber就是一种无人驾驶车，进入中国，利用人力资源的需求有效提供服务。任何事都可以利用Uber这种理念，资源设备多方面利用。一般来说同一机制如果用在不同的方面，效率是很低的。直到我们有了数字化模板，一切改变了，很激动人心。现在设备和设备可以配对，配对功能的障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这就改变了许多事，比如资金，劳动力利用等。
李彦宏：埃隆·马斯克，你觉得Uber是对手还是伙伴，万一以后没有人开车怎么办？
埃隆·马斯克：我们不会认为是对手，我们只是制造商，谁买谁开都没关系，以后越来越趋向于独立型，无人驾驶型。我不会强调说生产基地马上就会调整完毕，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因为20亿辆汽车和卡车是一年产能的极限。我们不应该担心当无人驾驶车问世时很多人会因此失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研究无人驾驶车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动化是一个趋势，Uber的模式对环境有益，所以Uber会继续发展，其他不考虑环境的公司可能裹足不前。
李彦宏：一个小时虽短，我们谈了很多，谈了历史未来。以史为鉴，可知未来。我们这代人可以借鉴历史，做出贡献，为下一代做贡献。这样他们就可以受益于我们的努力，感谢二位来做这次对话。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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