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有了恢复性的增长。在“国进民退”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却能够逆势增长，开拓出新局面。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下，万科逆势大幅度增长，销售收入一举过千亿；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王国无边界的增长；国美黄光裕和陈晓高分贝的争执和企业的从容增长；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横空出世；李书福的汽车帝国跨国征战。我认为这些增长和成功本质上是价值观的成功，也是治理结构上的成功。这就是今天我们思考未来如何推动民营企业持续增长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怎样才是最合理的民营企业治理结构？
黄光裕出事以及后来和陈晓之间的缠斗，引起了各方面的观察和讨论，最后问题的焦点归结为：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怎么样才是最合理的？
以往治理结构问题经常被人提起，在MBA的课堂上也不断被讲到，但是真正引起大家认真讨论的是这一次。从讨论的过程来看，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观察值得重视。
一个方面是，黄光裕涉嫌行贿以及引起一连串官员的落马，包括他们前期买壳上市，以及对原商务部官员的行贿等等，所有这些媒体披露出来的事件都迫使人们思考：民营企业中许多人为什么总是陷入政商关系中“离不开、靠不住”的悖论？而另外一个民企万科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王石去年不仅继续高调坚持不行贿，而且更明确地提出“不行贿是我的符号”。
黄光裕和王石之间的分野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一个要去做、一个偏不做？通常人们愿意把黄光裕的问题简单归结为他的原罪问题、道德问题、素质问题、唯利是图等等；甚至从这些方面无限夸大、想象和批评。人们往往忽视，由于政府不当的管制、公权力无限扩大，使民营企业每一个交易过程、每一个市场的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制度性的障碍，制度缺陷也往往“诱良为娼”。
黄光裕案件曝光之后，人们才看到他怎样透过关系人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进行巨额行贿，而郭等人把政府给予他们的审批权力任意变为牟取暴利的渠道和方法。但人们却很少质疑，这种审批究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公开透明？是不是依照程序和法律？这些审批如果耽误了、或者不予批准，是不是也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公民甚至企业是不是有权利进行行政方面的诉讼、追索滥权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敢这么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汇源遵纪守法而功败垂成；黄光裕则运用潜规则，用钱开通了这条路，实现了他当时的成功。
但另一方面，万科为什么不行贿？是王石的道德水平高于在政商关系方面犯了错误的企业家？还是另有原因？就我个人的观察，王石也是普通人，他没有任何在道德方面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但是他的确不行贿。那么促使他这么做的深层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我发现王石跟其他民营企业家有两个非常大的不同：第一，他是经理人，他创业以后没有当老板，而是选择职业经理人的道路；第二，万科的股权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是华润，拥有14.73%的股份。万科在20年前就已经上市，受到监管部门和股东的制约及监管。在这种情况下，王石作为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他唯一能做的正确决策就是不能为了给其他股东挣钱而去行贿，并因此让自己坐牢。试想，如果一个人能够为了让所有股东都挣钱而甘冒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风险，这样的人肯定是丧失理性、不可理喻的。换句话说，王石的不行贿有深刻的制度基础，就是治理结构的基础，这种治理结构令他没有动力为了让别人发财而自己坐牢。因为不是大股东，他对个人财富疯狂增长的动力小于他为全体股东实现利润、积极贡献社会的价值观的驱动力。而黄光裕的国美是家族控制的企业，他追逐个人财富的动力要远大于王石，他可以为了个人家族财富的增长，去冒他认为可以承受的风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即使是潜规则，他也是付出他应付的成本去追求他企图得到的更大的回报。而王石则不然，他没有这样疯狂逐利的制度基础。
对比这两类民营企业在政商关系方面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治理结构在背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作用远高于我们通常关注的道德水平以及人格的力量。显然，未来要破解政商关系的悖论，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更加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公司变成混合经济、战略清晰、治理有效、发展健康的好的民营企业。
所谓混合经济，就是私人在一个公司当中所占的股份，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占的股份太少了，股东或创办人没有经济动力，只有道德的动力；而如果股份太多了，股东或创办人只有经济的动力，甚至会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而完全忽视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铤而走险。那么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呢？现在看来30%～50%之间是比较可行的。在这一范围内，可以保持治理结构上的平衡和股权的多样性，以及动力和约束之间的平衡，做到内有动力、外有约束，既有经济冲动又有道德自律。这样一种平衡，使我们在面对政商关系时，可以建立起与政府之间有序、透明和良性的互动关系。
再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和推动政府在阳光下行使公权力，使公权力的运行有边界、有程序、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违法必究。一旦滥权给企业和社会造成损失，相应的责任人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企业和良好的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使企业和政府形成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而是公平博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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