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Apple之类的硅谷高科技公司的企业基因中,必然包含着“永不停歇地在各方面进行颠覆与创新”这一项,因为与汽车工业不同,几乎没有一项技术能在信息产业处于统治地位达到10年以上而不会被新技术替代。所以,它们都养成了“要存活下来,必须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推出新的、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价值观,我想这也是Google设立Google X-Lab的初衷。
与之相反,传统车企的等级结构非常森严,完全不像硅谷科技企业的扁平化结构,由此导致信息流通不顺畅,员工工作时可能会感到创新热情受到打压,办公室政治使得人人自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所以,基本不用奢谈勇敢地、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思考如何创新了。
传统车企对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的资金投入、科学管理、研发效率等指标和硅谷的企业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且其产品的种类很单一,无法形成协同效应,且常常受困于自身的“企业基因”而无法通过转型来应对世界和产业格局的变化。
例如,通用汽车公司(GM)曾经在电子和航空领域一度有过比较成功的经历,但是它在上世纪80~90年代转型失败,其根源在于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它一直认为自己是家汽车公司,一定要以汽车公司为主。所以,它不断出售赚钱的电子部门,用获得的现金来补贴它毫无翻身希望的汽车制造,这无异于自毁长城,丧失历史机遇。1997年,GM彻底放弃了自己在电子与航天领域的产业,将旗下的休斯公司(Hughes Aircraft)的国防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雷达技术部门,卖给了军工复合体雷神公司(Raytheon);2000年,又将卫星制造业务卖给了波音公司;2003年,将休斯剩余的部门,包括最大的业务DirectTV卫星电视贱卖给了默多克(Keith Murdoch,1931.3.11 ~ )的新闻集团(News Corp)。
由此可见“企业基因”对一家企业的巨大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前通用汽车的市值只有不到60亿美元,2009年,通用汽车终于因经营不善宣布破产,由美国政府变相接管。美国人向来很乐观,但是在2008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中部、南部等大部分地区的人已经失去了保持了20多年的乐观感,而硅谷人的情绪似乎没有其被影响。硅谷有和美国不同步的喜怒哀乐,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系统、科技和人才在创造和定义未来,换句话说,未来是在硅谷人手里的,所以少有人对未来抱有悲观看法的硅谷人。这或许也是奥巴马(Barack Obama,1961.8.4 ~ )上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就前往硅谷的原因,他需要与硅谷高科技企业的领袖们商讨如何使美国尽快摆脱国家困局。
图5.4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约见硅谷各界领袖
2011年,奥巴马再次约见硅谷科技领袖,如图5.4所示,在座的有如Stanford校长、计算机科学家约翰?亨尼西(John Hennessey,1952.9.22 ~ )这样的科技界泰斗,加州首富、Oracle创始人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1944.8.17. ~ )、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Apple的创始人Steve Jobs、Cisco总裁兼CEO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1949.8.23 ~ )与生物制药公司基因泰克(Genetech)董事会主席兼CEO亚瑟?莱文森(Arthur Levinson,1950.3.31 ~ )这样的工业界领袖,明星科技企业Google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这样的硅谷中流砥柱,硅谷新贵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1984.5.14 ~ )这样的青年才俊,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KPCB)合伙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1951.6.29 ~ )这样硅谷繁荣背后的幕后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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