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汽车驾驶成本下降，它让新兴的电动车很受伤。不过，它也许会促生新的社会意识和行为。马基雅维利说，千万别浪费一场好危机。如果电动车行业借此推动“共享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它能够带来长久的正面效果。其实，所有的新技术腾飞都必须借助商业意识形态的力量。
意识形态长期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被当作愚弄人民的抽象概念体系，其实这是片面的解释。追溯“意识形态”的历史来源，它出自法国哲学家特雷西(DestuttdeTra-cy)所提倡的“观念的科学”(Sci-enceofIdeas)。1794年，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暴政结束，法国恢复秩序，共和国的科学院代替了过去的皇家学院。特雷西等贵族学者希望建立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感性与理性。“意识形态”便作为一个总称，泛指理性和观念的科学。
现代文化批判学者对“意识形态”做了更加全面的解释和澄清，用它泛指“系统的思想”，“一套包括信仰在内的社会知识体系和实践”。汤姆森(J.Thompson)的研究结论是，有社会文化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我们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中，不知不觉、或者主动选择。意识形态力量强大，不仅因为它有浓缩的思想力，还在于它对接受者的行为有自动规范的影响力。
商业意识形态力量强大，还因为它可以利用人追求理想化的内在动力。所以，那些在思想概念层次提出理想商业境界的企业家受到消费者热烈的追捧。这些企业家注重设计能够代表抽象理想和文化意义的产品，并用它去感染消费者。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能够风靡全球，正是得益于他设计的商业意识形态：“一个可以接近和享受的美妙电子生活”。
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电动车若要获得同样的社会追随效果，它们得有配套的“共享主义”的商业意识形态。
电动车带来的远远不止是环保。它应该“嵌入”智慧城市的生活方式。未来，人们对车辆的关注将转移到对通勤选择和价值的评估。有时，它是社会身份的象征，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方便的交通工具。在不同的城市环境下，使用电动车的功能、经济意义和显示社会身份的象征意义也都有差别。亚洲有许多新兴的城市，像日本的福冈、天津新城、韩国的松岛。它们的道路规划和社区设计不同于其他历史老城。在这些城市，无人驾驶车专用道路和新型通勤电动车方案就比较容易推行。让电动车代表新的社会身份，成为特定社团共享的标识，它的使用价值才能放大到社会关系的层次。
电动车企业要与“共享主义者”社团合作，试验多种多样的分享使用计划。例如，“合作消费”(collaborativeconsumption.com)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汇集全球各国不同类型的共享主义活动。依靠这些社团的热情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企业可以鼓励这些团体试验将电动车融入到各种分享生活和工作形态中去。当电动车成为新兴社会运动的代表，不流行都很难。
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最合适发展“共享主义”新生活。企业要向政府展示有利于社会的“电车新生活”，强调电动车所能够代表的社会效益。只要在社会理想的大方向上有共鸣，电动车就能够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惠顾，成为新型城市化策略的组成部分。任何产业，只要装上“政策”的引擎，发展就变成一个加速度有多大的问题。
为将电动车技术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可以学习丰田和日产的“家庭能源系统一体化”的设计，把电动车有机地融入家庭用电的生活模式。丰田的新车Mirai带有能够向家庭紧急输电的功能。电动车本身成为突发情况下一个可靠的储电池和供电系统。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问题也可以变成“共享”电动车生活的机遇。把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和“共有共享”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帮助老龄驾驶者克服生理功能退化的局限。当电动车成为社会生活的内置工具时，它便成为消费必需品。
只有当工业技术成为社会习性一部分的时候，技术的潜力才会充分发挥出来。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无一例外。因此，作为差异化策略的一部分，电动车行业可以推动建立“共享主义”的意识形态，培养“共有共享”的社会习性。它的社会习性规律也适用于所有的新技术企业。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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