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明确表示，要把新能源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并强调要加快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每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产业的大调整和全球分工格局的深刻变化。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促使日本的电子、汽车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现了互联网高科技的高速发展。而此轮的经济危机不失为中国发展新能源经济的最佳时机。
严峻的危机驱使各国竞相通过技术创新寻求出路，美国正在酝酿的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革命，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计划的核心是推出“能源新政”，使其成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在其经济复苏的法案中，约400亿美元用于能源传输和替代能源的研究及节能产业的发展。
一旦新能源技术成熟，美国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再次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确立新的国家竞争优势。
英、法、美、德、日等国都有各自的新能源计划。以太阳能为例，法国政府提出到2011年前每个大区至少建造一座太阳能发电站的目标。
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国，我们能耗效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一位。到202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需求缺口均将超过50%。较高的资源能源消耗和较低的使用效率相叠加，突出了资源环境的矛盾。
很显然，我国能源转换效率偏低，节能减排步履艰难，建筑节能任重而道远。如果沿着传统的能源路径走下去，将使我们陷于结构落后、低效率和高污染的禁地。
种种迹象表明，迫于气候变暖的压力，新一轮能源产业革命已经开始。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呼吁，中国应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增加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投资，对多样性的新能源应结合国情分别确立其发展政策,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一个重要战略位置。
我国能源资源分布广、种类多，从操纵层面来看，有一定技术基础，例如科技部在相关科技计划中对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低碳前沿技术已经有了部署并加大了投入力度。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研究，有些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
但从促进经济战略转型的高度来看，国家对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投入显然不够。
到目前为止，国内新能源的开发量却很小，在技术、规模、发展速度上依然较大程度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例如，风力发电机兆瓦级以上的生产主要依靠技术转让；光伏电池生产的关键设备和原材料大都需要进口；生物液体燃料的关键技术尚未掌握等。
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其隐忧和面临的困难不容忽视。三大隐忧：技术、成本、安全。一方面由于标准缺失，行业门槛低，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在治理、监管、补贴扶持、市场管理、消费接入等方面的配套不完善，不少项目表面是新能源的创造与推动，实则是二次污染、浪费，环保代价、资源代价及市场代价非常严重。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太阳能电池生产国，但内需市场并未实质性启动，体现不出规模效应。在全国百万千瓦级别的电池产能中，只有约十万千瓦的电池产品用于国内装机，其余都用于向德、美、日等太阳能发达国家出口，实际上消耗了巨大的能源。
新能源，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加快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发电、沼气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共识。
国家能源局相关人士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能源发展将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传统能源消耗方面的节能减排；二是通常所讲的新能源，即核电、风电、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三是以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燃料的发展；四是囊括了从电力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智能电网的应用。未来新能源行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有望获得较高的收益，国家对其的扶植力度也决定了市场的高预期。
新能源行业是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新能源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汽车和建筑等传统产业链的渗透和延伸，将有可能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中国下一个经济繁荣周期的产业群。我国已把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努力在危机过后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在发达国家正借机重塑经济竞争优势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着眼于如何使经济走出低谷的策略性选择，而应充分重视对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性（新能源）产业的前瞻性投入。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总投资预计将达4.5万亿元，能拉动全社会总投资9万亿元。
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朗，中国若能在科技发展上扎扎实实往前走，重新审视国家能源战略，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增加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投资，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并在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中取得主动，危机过后，中国一定能够走上更加坚实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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