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转变观念。真正做到又好又快，而不是越快越好。过快的增长会刺激粗放的能源开采和利用，所以要科学地控制GDP的增速，以更有力的措施防止出现“偏快变过热”的倾向。
二是要构建节能的制度体系。需要有力的《节能法》和可行的执行措施；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标准、监督机制和问责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技术的和舆论等手段，使节能走上法制的轨道，同时使节能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文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从而调动各企业、各单位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切实落实“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针。
三是构建以技术保障体系为支撑的节能、高效的生产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是构建节约型消费体系。在全社会倡导“适度的物质消费、丰富的精神追求”的生活方式，反对“攀比奢华”的不良风气。我国的人均能耗、人均轿车数、人均排污量、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等必须控制到显著低于国际水平，这是“节约型社会”的基本内涵，也是创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提高全民的节约、环保意识和科学素质，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杜祥琬认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部分利用技术已经成熟，一些技术将通过研发走向成熟。从长远看，洁净的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中的地位将是举足轻重的。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我国能源与环境双赢的正确战略选择。
问及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时，杜祥琬说，我国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新型绿色能源的潜力比较可观。具体情况如下：估计到2020年，水电可达2.6亿千瓦；风力发电是目前在中国非常有产业化前景的可再生能源，正在改进技术，降低成本，2020年装机容量有望超过3000万千瓦；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而且正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预计到2020年，太阳能集热面积达3亿平方米，年替代化石能源达4000万吨标准煤，太阳能光伏发电将达数百万千瓦。我国以非粮农、林废弃物和荒地种植作物及垃圾为主的生物质能源丰富，主要发展方向是沼气、生物质发电、生物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质颗粒燃料等。垃圾燃烧发电或以其他方式资源化也是一个重要方向，而垃圾处理是否得当是我国的一件大事。
他说，另外，我国已经明确了积极发展核能的方针，目前主要发展基于核裂变的PWR电站。预计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可达4000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给中国环境治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对此，杜祥琬说，与世界能源结构不同，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的贡献超过2/3。今后几十年内，在优化能源结构背景下，煤在能源中所占百分比会有所下降，但绝对量仍将上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煤仍是我国能源的第一大户。因此，必须改变当前对煤的低效、高污染、高排放的利用方式，使其洁净化、绿色化，逐步成为一种绿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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